admin 汶川大地震，与婆婆、女儿一起被深埋废墟。
记者：那种黑以前体验过吗？ 廖智：从来没有过，而且那种黑是伴随着很大的恐惧的。 双下肢截肢仅仅两个月，一支《鼓舞》鼓舞了无数人。 廖智：我无法像以前，这样去表达一个完美的普通的定义的舞蹈的肢体状态。 震后10年，重建全新自我。 廖智：在这么不可能艰难的情况下都活下来了，我干吗还要得过且过呢。 汶川地震10周年，《面对面》专访大地震幸存者廖智。 2018年5月初，汶川大地震10周年前夕，《面对面》摄制组在上海见到了廖智。33岁的廖智，正在等待生命中的第三个孩子。 廖智：膝盖下方7厘米的地方。 记者：这个是？ 廖智：这是硅胶套。 记者：你真的腿在哪儿？ 廖智：这里面。 记者：别拿了，等于截到这儿，是吧？ 廖智：对。 10年前，她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她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 记者：10年过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认为10年是个纪念日，都会让我们想起来10年前的5月12日，对你来说这是一个纪念日一般的存在吗？ 廖智：不会，其实我没有这个概念，1年2年5年10年不会，它就是我生命中的其中一次经历，只不过这次经历特别地显眼，以至于被人们记得住，我也不会一直老是没事了就去回想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有人问起我我也不会回避。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8级强震猝然来袭，刹那间大地颤抖，山河变色。 记者：当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你还记得是什么感觉吗？ 廖智：不真实，其实不真实到一种不会反应得过来发生了什么。 记者：你们家住几楼？ 廖智：3楼。 记者：一共几楼？ 廖智：4层半，看到有一半的楼房垮了。 2008年，廖智23岁，有一个10个多月大的女儿，地震发生的时候，她和婆婆、女儿正在绵竹市汉旺镇的家中。 廖智：就是晃，晃，然后突然有一半的楼房就像我们现在坐在一起，突然你就从我面前掉下去了，就是这个样子。 记者：掉下去之后呢？ 廖智：掉下去之后，一片黑暗。 记者：你所说的掉，一定就是坍塌，是吧？ 廖智：对。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地震，里氏震级8级，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廖智所在的汉旺镇与震中汶川只一山之隔，遭受破坏之巨大可想而知，廖智所在的住宅楼倒塌，四百多居民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廖智：我就是下意识找我的女儿，其实我也没有想，我当时不太敢相信是地震发生了，因为从来不会想到地震有这么大的破坏力，然后就找我的女儿跟我的婆婆对话，互相都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者：你当时还能动吗，因为地震会被压住吗？ 廖智：我能动，我的下半身，是完全被压死了的。 记者：压到哪儿了？ 廖智：一直压到我的腰。 记者：那些建筑的？ 廖智：对，因为我们家地板都是整个翻了一个转，竖起来在我的面前，然后头上那块板，被竖起来这块板给割断了，所以我刚好有一个空间是在地板跟头上那个板的之间，我的头就在这个三角形的空隙当中。 记者：你要叫你婆婆，找你女儿的话，她们有回应吗？ 廖智：我婆婆，我们三个人是在一起的，我婆婆是抱着女儿的，蹲在地上的。 记者：你们彼此之间有多远？ 廖智：我是趴在她背上的。 当时，廖智的婆婆是年近七十岁的老人，廖智的女儿只有10个多月大。刚刚被掩埋在废墟中的时候，廖智和婆婆是清醒的。 记者：那你叫她，她还有回应吗？ 廖智：她一直跟我对话有10来个小时。 记者：女儿呢？ 廖智：女儿当时就没有声音了，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记者：你们在交流什么这段时间？ 廖智：我会问她女儿在哪里，怎么样了？ 记者：因为你看不见。 廖智：她跟我说睡着了，其实我要摸我是摸得到的。 记者：你为什么不摸？ 廖智：我有，但是我婆婆不让我动，她可能当时已经知道女儿的情况，但是她不希望我去触摸她。 记者：婆婆实际上是说了谎话，她不希望你着急。 廖智：她就是含糊其词吧，因为她当时很怕我会崩溃。 地震发生的时候，廖智的母亲在外地，廖智的父亲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赶到了廖智家，他呼喊廖智，希望女儿能坚持。 廖智：我听见我父亲的声音，那一刻我觉得我特别想出去，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周围其实很多呼救的声音慢慢就没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又会觉得算了吧，就会觉得没什么希望。 地震使得灾区的电力设施遭到破坏，道路中断，大型机械等救援物资无法到达。废墟中的人被水泥、砖块和楼板一层层压在下面，单凭人手很难开展有效的救援。黑暗之中，信心和生命力都在缓慢流逝。 廖智：当时埋在废墟里面整个被压住的这种状态是很不好的，很难受，很难受。 记者：是怎么难受？ 廖智：我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腿可能完了，因为我的右腿在掉下去的时候是被一根钢筋从脚底板刺穿进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明确的烧灼感，那个烧灼感一直伴随我过了很多个小时，后面就麻掉了，我整个左侧的身体就觉得很麻，我自己用手掐都没什么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其实挺生不如死的。 恐惧还来自余震，强震结束之后，强弱不等的余震不时发生。 廖智：因为头上的预制板一直在往下滑，我就会一直看到那个板，好像要把我头压碎的那种幻想，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所以这种疼是伴随着一种死亡的恐惧的，你不知道疼到什么时候，有没有结束的时间或者就死在这里了，一直就是在疼痛中死去，这种感觉是很绝望的感觉，所以它会加重这种疼痛感。 黑暗、疼痛、恐惧之中，廖智感觉到身边的婆婆渐渐没有了声息。 记者：当最后你确认你婆婆也没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什么感觉？ 廖智：我当时真的是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心一下就空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算了吧，不能救就算了，就会有一种很想劝我爸走。 记者：反而想劝他？ 廖智：对，我想让他走，不要再坚持了，因为其实我不能够放弃的唯一原因是听见我父亲的声音，我良心上觉得我不能够放弃，但是其实我心里面的感觉和身体的感觉是我已经很想放弃了，但是我爸爸又一遍一遍在外面叫，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走不了，所以我反倒很想让他走，我就可以安安静静了，我没有牵没有挂就可以面对死亡，我会比较坦然。 记者：可是你父母怎么可能离你而去？ 廖智：对，我爸爸不走。 记者：当然。 廖智：他就是非常坚持，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坚持，我才会被救出来，我爸爸其实他我其实听得出来，他中途也有好几次，他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记者：你怎么知道？ 廖智：因为他的声音，他刚开始是廖智你坚持，声音是很亢奋的，但是到了中途，他就是声音都很憔悴很微弱，廖智啊，廖智啊，你坚持不要睡，不要睡，就这样一直跟我讲。 即使发生了很大的余震，廖智的父亲仍然坚守着那片没有任何回应的废墟。期间，有几拨救援队伍曾经做了尝试，但因为廖智被压在废墟的中心位置，没有大型机械的介入，救援最终都无功而返。直到5月13日的上午，又一支救援队伍到来。 廖智：他们就一直坚持在那边外面一直营救，他们从我的应该是左腿上方的地方打了一个洞，先是我爸去找了个吊车，吊了好多块板走，后来他们又打了一个洞，然后一点一点，拿一个凿子在那里凿。 5月13日傍晚，廖智重新见到了天空，只要把右腿取出，她就可以离开禁锢了她26个小时的废墟。 廖智：但是我的右腿是在里面很深的地方，没有办法再弄了，那个时候余震，在余震之下我头上的预制板已经滑到贴到我头皮了，如果再余震，再余震我头也就被压碎了，就没有办法。 记者：那怎么办？ 廖智：当时那些解放军就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特殊处理，让我把眼睛闭上，然后把我的右腿是从那个里面硬拽出来。 记者：没知觉了？ 廖智：我当时不想那么多，因为我本来没有那么强求生的欲望，但是因为我有，我已经看见光了，我有一半的腿已经出去了，等那个时候反而我有很强的求生意志，我就觉得好像看到曙光，所以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没有犹豫，我说就这么做吧，所以他们会告诉我就是很痛，让我把眼睛闭上不要看等等，跟我做很多心理建设，我就说没问题，快点吧，他们就数一二三，几个大汉就把我的腿这样拔出来了。 廖智是整栋楼被埋在废墟下的四百多名居民中唯一一名获救者，她被迅速送往医院，虽然疼痛使廖智痛不欲生，但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状态。 廖智：医生一看就确诊了，必须是要截肢了。 记者：截肢这两个字，对已经历经磨难那个时候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廖智：我就觉得是件小事，因为在废墟里面，我都有好几次连活的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在那一刻告诉我要截肢的时候，好像他们告诉我要把腿拔出来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会觉得赶紧做吧，我已经活下来了，保命最重要，没有很多的思考。 记者：可能经历了在被废墟压的那十几个小时之后，后面遇到再恐怖的事情你都觉得不是事了？ 廖智：觉得在废墟里面，那真的是有绝望到谷底的这种心理体验，会对死亡有个近距离的窥探吧，会觉得死亡真的太真实了，一方面又急于求死，觉得太痛苦了，不如死了算了，另一方面又觉得，其实说实话23岁还是有很多不甘心的，在这种很纠结的心情当中，活下来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感恩的，我被救出来的时候，头脑里面跳出来的字，第一个字就是谢谢，第一个词语就是谢谢。 记者：知道谢谁吗？ 廖智：我当然，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活下来的机会，我感谢我爸爸他一直陪着我，我也非常感谢营救我的人，因为如果不是他们坚持，放弃我的话，我也就没了。 被送到医院的廖智需要马上进行手术，当时廖智的母亲仍在从外地赶往医院的路上，父亲在倒塌的废墟那里守着廖智的婆婆和女儿，丈夫也不在现场，廖智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手术是在膝盖以下，双腿截肢。 手术仅仅两个月后，廖智凭借这支《鼓舞》进入到公众视野，成为汶川大地震的伤痛记忆中，一抹令人振奋的亮色。她发自内心感谢众人，让她成为地震的幸存者，但最终走上舞台，靠的却是她自己的坚持和勇气。 记者：真截肢了以后，你摸着自己的腿没了什么感觉？ 廖智：其实截肢的事情对我影响并不大，可能因为我也比较好动，我在床上没有了腿，我也用屁股走来走去的，在床上在轮椅上，一直觉得自己还能生活。 地震之前，廖智是汉旺镇的一名舞蹈老师，她爱美，爱舞蹈，从小就活泼好动。但地震之后，她在医院的状态让很多人惊讶，毕竟她失去了双腿，失去了女儿。 廖智：那个时候在医院有人跟我妈说，带我去检查去照个CT，查一下我的头脑是不是坏了，因为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装出来的状态。 记者：什么状态是装出来的？ 廖智：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床上常常笑着，我的父母跟我在一起都是我去安慰他们，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记者：所以让你查脑子是不是坏了？ 廖智：对，我妈还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她偷偷来跟我讲，我就跟她说你完全不用怀疑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或者头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说我人生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从来没有这么理智过，因为我父母都有点儿不太相信，我可以支撑下来。 记者：是什么能够支撑你下来？ 廖智：我觉得在地震之后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地震之前，我感受到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是匆忙地相处，或者是比较冷漠地对待，但是地震之后作为一个特别被关注的人，从我送进医院第一天，医生护士就特别照顾我，到后面转院也是让我第一批转，然后在医院里面很多的志愿者也是常常来看我，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以前从来没觉得人与人之间有这么多温暖的，而且他们真的会为我流眼泪，当我在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就跟着笑，我觉得这种东西在我的心中是很有力量的，我会觉得可能以前会对这些情感的态度，就是我们虽然很好，但是没有觉得真的可以共患难，但在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感动的。 记者：就是大灾大难过去你换了一个角度，看待这个你自认为已经熟悉了的世界？ 廖智：是的。 记者：但是我觉得关键是你年轻，还来得及一切开始。 廖智：对，我充满了期待。 截肢手术后仅仅一个月，廖智就在医院带领其他截肢患者一起开办了一场联欢晚会，有人看到她，向她发出了邀请，请她去一台大型晚会上跳一支舞。 廖智：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再上台跳一支舞，我那个时候也是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我说当然了，我愿意。 记者：可是你想过没有，舞蹈是用最美的人体，用人体所能表现的最好的这样的动作去表达一种美？ 廖智：是。 记者：可是，我不懂，一个不健全的肢体能不能表达出，我们熟悉的这种我们已经成定式的这种舞蹈表达的美。 廖智：对，我当时就想的是我希望它展现出来是最美的状态，但是当我尝试的时候我知道，我无法像以前这样去表达一个完美的一个普通的定义的这样一个舞蹈的肢体的状态。 失去两条小腿所限制的不只是行走的能力，廖智发现，想要完成一个简单的跪姿都异常艰苦。而且，由于面临第二次手术，伤口也没有完全长好，稍微练习一会儿，缠纱布的地方就有鲜血渗出，疼痛钻心。 廖智：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用我最大的可能性，最大的努力去呈现出来一个自己的最好的状态，观众看到的可能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他看到的是一个人，她生命的状态透过这种肢体的表达展现出来。 记者：很坦然把自己的不完美的腿给？ 廖智：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手术，所以我的腿还缠着纱布我上了舞台，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观众会怎么样。 2008年7月14日，经过一个月的苦练之后，廖智终于做好了走上舞台的准备。 记者：观众的反应是什么？ 廖智：但是我一上台，我上台前看到我的视频，他们就已经非常激动，一直有很多热烈的掌声，其实那些掌声对台后的我来说就像一颗定心丸，我就觉得好，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出去了。当我出去了以后到那个舞台上，一举起来我的道具我就感觉力量就充满了我自己，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那么追求完美了，他们会在那一刻是跟随自己内心的感动，而不再是跟随自己对审美的一个标准，所以在那一刻我相信他们是跟随自己内心的感动的。 廖智：我们要对全中国的人民，对全世界的人民说四个字，四川雄起。 廖智的《鼓舞》鼓舞了那个时候的人心，也鼓舞了廖智自己。但舞台上的光芒，并不能让现实中的难题变得更加容易。廖智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双腿截肢的生活。对于截肢者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依靠轮椅或者拐杖，另一种则是安装义肢，也就是假肢，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一种，因为容易，但依靠轮椅和拐杖会丧失了一定的自由；而第二种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义肢连接的被截肢部位会产生剧烈的疼痛，甚至被磨得出血、感染，要承受巨大痛苦。但在反复出血、痊愈，再出血、再痊愈多次后，皮肤逐渐加厚，假肢穿戴者逐渐适应，适应后其行动会相对自由得多，由于假肢适应过程太过痛苦，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一种，只是把义肢当做摆设；但廖智想要第二种选择。 记者：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用，不是实际使用，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样子保持一个视觉上的整体完整，但是你要让它赋予功能性质的完整？ 廖智：我觉得这也是我对生活的一个要求，我不会是一个很妥协的姿态来面对生活，我会觉得但凡有一点力量可以做得到，我还是不想就算了，你也知道我爱跳舞，我觉得我对这些东西的渴望是很强烈的，不会说因为我没有了腿我就可以强制性地压下心中的这种渴望，我觉得这种渴望是大过于肉体带给我的这种必须承受的疼痛，我宁愿承受它痛，我没有办法舍弃这些我真正爱好的东西。 记者：所以你就是一定装上了我就让它真正地用而不是做个样子。 廖智：我不仅要用，我当时跟医生就说了，我需要有我有很多对生活的期待，我是要去实现它的。 记者：比如？ 廖智：比如说我希望穿短裙，穿靴子。 记者：那这不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吗？ 廖智：当时的技师就跟我说让我不用想了。 记者：为什么，跟我想法是一样的？ 廖智：就觉得要穿大裙子。 记者：要盖住？ 廖智：对，因为他们也觉得你截肢了不要有那么多的要求，其实要接受现实，我觉得我是接受的，但是不代表我接受了，我就好像一定要过跟别人一样的生活，我虽然接受了。 记者：你说的别人是谁？ 廖智：就是其他的一些截肢者。 记者：不用假肢的人？ 廖智：对，我觉得我接受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去追求我理想当中的生活，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一定会穿上短裙和靴子的，所以当我穿上的那一天，我就去敲他办公室的门，他当时没有认出来我，我戴了个帽子穿个短裙穿了靴子，跟我爸妈一起，然后我又重新跟他介绍了我自己，他很惊讶。 带上义肢，穿上短裙，走进医生的办公室，也是需要很多练习才能完成的，其中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一种决心。但带着义肢去生活，其中的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 廖智：我记得有一次我回老家，我一个人拖着一个行李箱，因为我们家乡在重建的过程中，安置板房，我要去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但是那天接我的人电话打不通了。 按照家人的安排，廖智下了公交车，就会有亲戚来接她。从下公交车的地方到亲戚家，需要走过一段200米左右的上坡。那天，因为打不通亲戚的电话，廖智在附近的网吧等到了凌晨两点多。 记者：坡有多陡？ 廖智：一个正常的坡的坡度，但是当时因为我才装上假肢时间很短，所以我去走那个坡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害怕的。 记者：你还有行李吧？ 廖智：对，我还有一个行李箱，那个时候就拖着箱子往上走，每走一步我就要停一下，整理一下，因为我感觉我整个人会滑下来，每走一步就要停一下。 记者：夜里两三点钟？ 廖智：对。然后中途又碰到两个酒鬼在那跌跌撞撞地朝我走过来，我当时特别怕他们撞到我，把我撞倒，我可能稍微一碰就会倒当时。 记者：然后你还起不来？ 廖智：对，起不来，因为都是平的，也没有什么把手可以扶，所以我就是觉得当时看到那两个人千万不要过来，离我远一点心里这样想，箱子就一点一点弄上去一点，抻着往上走一点，其实那天晚上月亮也特别特别亮，照在地上，我当时看着那个月亮，我心里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廖智你要是突破了这个难关，你今天自己上了坡了，你的人生又要迈入到下一个阶段，就莫名其妙的有这种豪迈感在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