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与东帝汶签署海上划界协议的背后

作者:刘 丹  来源:中国海洋报   发布时间:2018-04-10 09:14:56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澳大利亚与东帝汶近期签署了《帝汶海海洋边界协议》(简称《2018帝汶海划界协议》),标志着两国为期十多年的海洋划界争端宣告结束。两国此次签署的划界条约,是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调解程序达成的首个和解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称,这是“两国为世界海洋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做出的贡献”。本次澳大利亚和东帝汶达成协议的背后,鲜为人知的不仅有两国在海洋资源上的长期纠葛、东帝汶对澳大利亚提起的国际诉讼和国际仲裁,甚至牵扯到东帝汶独立前印尼和澳大利亚的帝汶海大陆架划界谈判。

  东帝汶位于努沙登加拉群岛东端,西与印度尼西亚相接,南隔东帝汶海与澳大利亚相望。帝汶海是印度洋的分支海域,海区属热带季风气候,是重要的油田区。海洋资源问题是东帝汶与澳大利亚海上划界的主要争议点,其中尤以位于两国大陆架主张的重叠区域的“巨日升”气田油气资源归属最为复杂。历史上东帝汶曾是葡萄牙殖民地,1975年内战后被印尼吞并,1999年公投决定脱离印尼,2002年正式独立。石油天然气资源是该国重要的经济支柱。1972年与1989年,澳大利亚和印尼曾分别签署相关条约,以分享相关海域的油气资源。2006年,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签订了涵盖“巨日升”气田的《帝汶海特定海上安排条约》(简称《2006年条约》)。该条约与2002年双方《帝汶海条约》和2003年《日升气田成套协议》一起,共同构成两国海上划界的“配套协议”。

  依据《2006年条约》,东帝汶的油气收入分成由18%提高到50%,但东帝汶需接受两国共同开发区东西区块内澳大利亚所享有的主权,且东帝汶50年内不得提出海洋划界的议题。然而,到了2012年,“澳大利亚间谍窃听事件”曝光。澳大利亚被指于2004年曾对东帝汶内阁办公室实施窃听,以在《2006年条约》谈判中获取商业优势。该窃听事件曝光后,2012年12月澳大利亚情报安全机构突击搜查了东帝汶代表律师在澳大利亚的住所与办公室,并没收不少文件。随后,东帝汶将此事诉至海牙国际法院,要求澳方归还文件。2014年,国际法院裁定澳大利亚停止对东帝汶的一切监视活动。同时,鉴于澳大利亚违反善意缔约原则和窃听间谍行为,东帝汶认为《2006年条约》无效,最终于2013年将争端提交国际常设仲裁院。

  在东帝汶的外交斡旋和澳大利亚所受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两国于2014年要求国际法院终止程序,以便“寻求友好解决方案”。2015年5月,澳大利亚归还其扣押的东帝汶文件。2016年10月,经过几轮听证,两国共同要求暂停常设国际仲裁院的临时仲裁,以便在2017年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和“附件五”的调解程序以解决争端。两国随后宣布《2006年条约》失效,仲裁程序于2017年年初终止。

  两国《2018帝汶海划界协议》由国际仲裁触发并最终被调解程序推动而签署,它涵盖14个条款和5个附件,不仅涉及两国之间的帝汶海海域划界,还确立了包括“巨日升”气田在内的“特别区域”。一方面,基于开发理念,东帝汶在“巨日升”气田获得了更大的收入份额。另一方面,在划分海域边界问题上,澳大利亚与东帝汶的长期分歧在协议中得到解决。

  回顾本次两国达成的划界协议的整个历程,可谓一波三折,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围绕海洋资源的国际政治博弈,还有相关国家对海洋法和国际争端规则的运用。首先,澳大利亚的实用主义海洋外交和对待国际法规则的“双重标准”,在东帝汶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中显露无疑。其次,客观上看,本次划界协议是争端方首次成功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解程序达成的划界安排,为相邻或相向国家海洋划界等海洋争端提供了新思路和国际实践的参考。学界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调解程序的讨论,往往停留在学理层面,鲜见成功案例。帝汶海划界协议,对深入了解调解程序和“仲裁程序”之间的关系,以及调解程序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或渔业争端中的作用等,都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海洋法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